三星堆太阳崇拜探讨

Sevilla的天好蓝

[摘要]远古时代先民们就有了太阳崇拜观念，世界各民族都流传着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太阳崇拜在古蜀时代也同样十分昌盛，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十日神话与射日传说，在古蜀国也极其盛行。文章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此作了探讨和论述。
[关键词]三星堆；古蜀国；太阳崇拜；射日神话
[中图分类号]B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2-0042-06
一
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远古时代先民们就有了太阳崇拜的观念，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流传着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在中国远古时代的许多神话传说中，同样显示出拟人化的浓郁特色，比如创世神话、西王母神话，以及涉及各种部族起源的图腾神话等等。这一特色越往后世，越为明显，展现了与西方神话传说的异曲同工之妙。但相同之外毕竟又有着许多的不同，东西方区域文明的差异必将在各自的精神世界中折射出来。中国的十日神话便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很好的说明。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述，十日神话中的十个太阳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说明他们同阿波罗一样具有人的特性，同时又具有神性。
帝俊的身份如同宙斯，是东方的天帝，亦有多位妻子，与羲和生十日，和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中就记述有“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记述有“帝俊生季嫠”，《大荒西经》忘本这有“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有“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八子，是始为歌舞”等等。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帝俊神话中显示出了相当浓郁的南方地域特色。如果说中原传世文献中记述的黄帝是黄河流域远古先民们心目中掌管天庭和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那么《山海经》中的帝俊就是中国南方文化系统中主宰宇宙和世界的天帝了。最有意思的便是《大荒西经》中“帝俊生后稷”的记述，有学者据《大戴礼·帝系篇》中说“帝喾上妃姜嫄氏产后稷”，《世本·王侯大夫谱》中说“帝喾次妃，娶訾氏之女曰常仪”与《大荒西经》所述“帝俊妻常羲”相合，以及《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帝喾自言其名曰逡”，认为帝俊也就是帝喾。袁珂先生对这一看法亦深表赞同。这显而易见也展现了两种神话体系的交错和吸纳附会。后稷在黄帝神话体系中是西方民族奉祭的农神，而在帝俊神话体系中同样有“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大荒西经》、“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海内经》）的记述。《海内经》还记载了“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这无疑又透露了帝俊神话与古蜀先民的关系。
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帝俊神话中与神鸟的关系。《山海经》中帝俊之裔大都有“使四鸟”的记述，《大荒东经》中说“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这些五采鸟据《大荒西经》所说“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也就是鸾凤之属，它们既是帝俊之友，又为帝俊守护神坛，与帝俊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实际上，帝俊也就是南方文化系统中玄鸟的化身。据袁珂先生考证，史书有“天命玄鸟，降而生裔”之说，所以益为古代殷商民族之祖始神；而“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逡’者”，逡在甲骨文中是一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古即有‘玄鸟生商’之说，其鸟头者亦当为玄鸟之头无疑矣”，所以帝俊与益一样，“帝俊之神，本为玄鸟”。这里同样显示了两个神话系统的相互交错与吸纳附会。其实，远古时代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鸟的神话传说，以及将鸟作为部族图腾，殷商与古蜀便是最为典型和显著的例子。而远古时代的鸟图腾与鸟的神话传说，又通常与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古蜀则尤为突出，《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述和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便是最好的说明。
帝俊作为南方神话系统中玄鸟的化身，所以帝俊的子裔都和神奇的鸟儿结下了不解之缘。比起那些奉神鸟为部族图腾和有“使四鸟”传说的帝俊凡间子裔来说，帝俊与羲和生的儿子就更为神奇了，他们是天上的十个太阳，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便是对太阳作为金乌化知的说明和解释。也有解释为金乌乃日之精魂，或者如《洞冥记》中将三足乌说成是日驭，其基本意思则是一致的。我们在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都可以看到画有金乌的太阳，便是十日神话广为流传的形象写照。它们在汤谷中洗浴并栖息在扶桑树上，每天轮流着从东方的太阳神树扶桑飞向西方的太阳神树若木，这种形象而又神奇的景观，不仅显示出了先民们附会融化于神话之中的对日出日落的观察和感受，更充分展现了先民们关于树和鸟的丰富想象。值得提到的是，在《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述太阳由东向西运行，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之说，高诱注释这是“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在黄昏前羲和而迴六螭的意思。袁珂先生指出：“羲和在《山海经》为日母，在《淮南子》又一变而为日御”，“至《洞冥记》乃又演变为三足乌驾日车”，这些都说明了神话的演变。而这种不断演变广为流传的十日神话，则又透露出了先民们驭龙而行的想象，以及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太阳神话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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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这棵具有复合特征的古蜀国盛大祭祀活动中的通天神树，不仅在树枝上铸出院“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太阳神鸟的生动造型，而且在树干上铸造了一条姿态矫健的神龙。这条具有丰富内涵的神龙，显而易见与太阳神话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还有许多神奇的青铜鸟造型。其中类似于青铜神树上太阳神鸟形态的立于花蕾之上的羽冠铜鸟，有立于铜座之上昂首扬羽其状如鸦的铜鸟，有长着方形冠羽和啄木鸟式尖喙的鸟头和鹰头状铜铃，有生动逼真的铜鸡，还有神奇无比的立于树枝花果之上的人面鸟身像。此外还有众多的造型丰富多样的铜鸟莆饰，在铜尊与铜罍上也铸造了众多的铜鸟，在铜人身形牌饰上则有线刻方式的变形鸟形纹饰。在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面平雕纹饰图案中，也有两对被箭穿颈的鸟，它们的形态与青铜神树上的神鸟十分相似，这显然说明了它们既有鸟图腾的含义，又与太阳神话关系密切。尽管学者们对金杖图案和各种青铜鸟的含义有不同解释，但都注意到了凤鸟与太阳鸟在古代蜀人精神观念中的特殊地位。如果我们将《山海经》中记述的帝俊神话体系，与三星堆古蜀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思索，问题就相当清楚了。古蜀时代的南方部族既然大都是帝俊的子裔，而帝俊又是南方神话系统中玄鸟的化身与十个太阳的父亲，所以便有了自成体系的十日神话，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鸟崇拜观念。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与众多的铜鸟造型，便是十日神话和鸟崇拜观念的形象展现。显而易见，这种自成体系的十日神话和浓郁的鸟崇拜观念，并非来于殷商或东夷，而具有古蜀的显著特色。金杖上的鱼鸟图案，以及神奇诡异的人面鸟身像，对此便是极好的印证。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人面鸟身像，造型极其神异。其面部如同青铜小神树底座上的几尊跪坐小铜人像以及其他一些青铜造像，风格一致，亦为戴面罩的形态，方面大眼，高鼻阔口，头上戴着奇异的冠，额间有饰件（已脱落）。全其眼球外凸和耳尖向外展出如同兽耳，又有点像青铜纵目人面像的特点。其身子则为鸟身凤尾造型，宽长的翅羽上下卷曲，尾羽好似孔雀开屏状，粗腿尖爪站立于枝头花果之上。据资料介绍，“此像是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小神树残件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双圆圈图案，活脱是一个圆日的形状。如此奇异的造型，在考古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发现，堪称是古代蜀人的绝妙创造。青铜小神树虽尚未修复，但参照青铜神树，两者除了有大小区别，其造型和功能应是基本一致的。既然青铜神树上的铜鸟为“九日居下枝”的写照，那么神奇的人面鸟身像亦应为太阳神鸟的象征，也许就是“一日居上枝”的那只太阳神鸟。它那奇异的鸟身和羽翅，说明它是禽鸟中的精灵，是凤鸟和金乌的化身，而戴面罩的人面造型则显示出它具有神与人的特征。它那外凸的眼球和弯长的兽耳，又具有作为古蜀各部族祖先神灵象征的青铜纵目人面像的特征。表明它在古蜀国盛大的祭祀活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也是古蜀各部族崇拜的重要对象。其实，它就是古代蜀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精心塑造的太阳神形象。它如同青铜神树一样，具有复合特征和丰富的内涵，显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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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星堆青铜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案，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纹饰，而具有明确的含义，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考古发现远古先民们留下的太阳符号。

在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发现有刻画的太阳符号。例如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类型陶尊上就刻画着一个用圆圈表示的太阳，圆日下面是火焰云气纹和耸峙着的山峰，此后又多次发现圆日与火焰云气纹的刻画图象。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最古老的象形陶尊文字，“表示原始时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前一个字（）表示太阳在熊熊火焰般的云霞中升起，后一字（）表示太阳伴随着熊熊火焰般的云霞从山顶上落下去，这是合乎原始先民们对太阳视觉的形象说明”。这些圆日刻画图象，不仅展现了先民们对太阳运动天象的观察，形象地摹画了日出之景与日落之景，并反映了远古时代已有“寅宾出日”与“寅饯纳日”的祭仪，包含有“祈祷农业丰收，庆祝春季到来，摹画对太阳神举行祭祀场面”等多重意思。

在黄河上游辛店文化类型的彩陶上，也发现有较多出现的太阳纹和圆日图象。例如甘肃东乡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上共画了十二个太阳，而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画有十二个太阳，是否当时已有将一年分成十二个单元的观念，或是纯属巧合，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彩陶上的十二个太阳图象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应是远古时代先民们对太阳观念的真实表现。先民们的太阳观念中很可能包含了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也许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远古时代不仅有十日神话，也有十二日神话。就像古代各种太阳历法中的差异一样，例如远古羌戎创造了“十月太阳历”，曾在夏代与后来的彝族中使用流传。远古由亚洲经白令海峡迁去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族系之一的墨西哥玛雅人创造了十八个月的太阳历，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等地方则使用十二个月的太阳历。而这些古代历法都源于先民们对太阳与天象自然的观察，那么远古时代出现与形成不同的太阳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我们在各地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崖画上，也能看到大量的太阳图像，展现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有关太阳的观察、感受、想象、尊崇和敬畏、祈祷与祭祀，以及赋予原始宗教含义的各种形象摹画和艺术表现。

而在各种自然现象中，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因此，在大多数脱离了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区域中，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的过渡的文明史进程，先民们留下的早期精神遗产之中，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仪式、礼俗、建筑、历法、象征文字、造型艺术、歌舞表演等等，几乎随处可见”。前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也指出：“青铜时代确有太阳崇拜之风”，发现的太阳形象“或呈现为盘状，或呈现为轮形（带有光束或并无光束），或呈现为圆形，中有‘十’字，如此等等”，并认为“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其萌生显然为农业经济趋于繁盛所致；据民间观察，太阳为丰饶的主要赐予者。另一方面，太阳崇拜又是社会分化的反映，氏族、部落贵族此时已分离而出，——而依据可供类比的民族志材料推知，氏族-部落贵族自命为太阳神的后裔”。也就是说，产生太阳崇拜有两大原因，一是太阳充当了农业丰产的赐予者，二是氏族部落中分化出来的贵族阶层出于与太阳神攀亲的需要。叶舒宪先生认为，太阳崇拜的原始的“本质的原因在于人类通过太阳的运动规则确立了最初的空间意识和思维结构”。

结合到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古蜀国这个时期农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文明高度繁荣，社会阶层也已有了明显的分化，精神世界更是绚丽多彩，太阳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也顺理成章展现出空前昌盛的情形。不仅有青铜神树和铜鸟是十日神话的形象体现，而且三星堆还出土了许多与太阳神话和太阳崇拜观念有密切关系的器物，比如青铜太阳轮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四面坡状神殿屋盖上的圆日图象，胸前有圆日图象的人面鸟身像等等。非常有意思的是，神殿屋盖上的圆日图象，呈现为带有光束的轮形，每边三个，四边共十二个，与彩陶上的十二日图象十分相似，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说明古蜀时代的太阳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是极其绚丽多彩的。其中很可能也包含了古代蜀人通过对太阳天象的观察而产生的对季节的感受，展示了古代蜀人的空间意识和思维结构。

这里我们又要提到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象，弄清它遥象征含义，对我们探讨和认识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其他器物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通过对出土文物上面太阳图案与太阳纹饰的研究后指出，先民们最初描绘的太阳神形象，大都是写实的圆日形状。而由于想象和观察的差异，先民们摹画的圆日形状各地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同一幅图案中的圆日形状也不一致。有的是画一个圆圈象征太阳神，有的圆圈内还画有一黑点，有的则画为双圆圈或多圆圈，有的在圆圈周边以短直线还画出了光芒。还有的画为半圆形，周有光束，如朝阳初升状。黄河流域上游与中游出土的辛店文化与仰韶文化彩陶，以及青海、广西、内蒙、江苏等地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岩画，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案资料。而“人面形太阳神形象是拟人化、抽象化的产物，是较高一级的太阳神形象”。例如内蒙贺兰山岩画中，便有许多人面形太阳神形象，“大多数的神像，头上光芒四射的灵光，颇似太阳光，有的简直像一个金光万道的太阳的形象，只是中心部分有人的五官，这种形象兼用了人和太阳的形象，即太阳的人格化和人的太阳化，将两者巧妙地糅和在一起了”。联系到三星堆出土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形象，那圆日的脸与光芒状的头冠，不也同样是人面形太阳神的形象吗？而那呈现微笑状的五官，与众多的青铜造像面部表情不同，似乎带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在先民们崇拜太阳的观念中，太阳不仅是农牧业丰产之日神，也是一些民族和王权的保护神，此外还是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具有丰富象征含义的三星堆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形太阳神，似乎也正显示出了这多层意思。当然，更为清楚的则是青铜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象，与彩陶与岩画上的表现形式完全一样，应是对太阳的如实摹画。其用意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青铜人面鸟身像的神奇身份，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青铜人面鸟身像是古蜀国太阳神的象征。

与青铜人面鸟身像胸前圆日图案相印证的是青铜太阳形器的造型，中间为圆凸形，周围是呈放射状的五芒，芒外有一周圆晕圈，也是采用双圆圈形式对太阳的形象摹画。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数件直径达85厘米左右的青铜太阳形器，其用途和象征含义起初一直是个谜，随着学者们研究探讨的深入，现在对这些“铜太阳形器”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它们同样是古代蜀人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是祭祀活动中用以表现这种浓郁的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非常重要而形象的装饰器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星堆古蜀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青铜菱形或三角形装饰器物。这些菱形器（三角形可由二个或四个拼成菱形），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中间的圆凸形，和“铜太阳形器”中间的圆凸形完全一样。发掘整理者将它们称之为“铜菱形眼形器”。若将它们与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橄榄核状立眼或杏状立眼以及纵目人面像圆柱状眼相比较，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其实，它们也是圆日形状，是太阳崇拜观念的形象表现。它们四角有安装固定使用的圆穿孔，显示了它们在祭祀活动中的装饰作用。无论是尺寸或造型它们都并非是组合成铜像的眼睛，而是直接安装在木板、墙壁、土台等上面使用的祭祀装饰器物。日本学者林已奈夫在《帝舜考》中，曾论述了“重疃”与太阳神话的关系，萧兵先生也指出：“原始思维每以‘眼睛’为太阳的意象或象征”。由此来看，三星堆出土的菱形或三角形装饰器物，即使给人以好像眼睛的感觉，其表现的依然是太阳的意象或象征。这说明，古蜀时代的太阳崇拜观念确实是极其昌盛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古蜀国盛大的祭祀场面装饰着如此众多的圆日图象，加上与太阳神话密切相关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器物，势必造成强烈的震撼，给人以无比神奇的感受。而这显然正是古代蜀人大量创造使用它们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祭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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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太阳神话的起源和流传过程中，我们还应提到射日的神话传说。帝俊和羲和所生的十个太阳轮流运行，为世界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如果十日并出，便会造成灾难。由于太阳是金乌的化身，在久旱不雨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便有了射日的想象。据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中记述说：“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说明这一传说由来已久。在西汉刘安《淮南子·本经训》中，对此另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于是天下又恢复了正常，“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由这些记述可知尧与羿都是古代传说中射日的英雄，而羿射日的神话传说在后来流传得更为广泛。

射日神话与南方神话系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根据先秦典籍中的有关记述来看，很可能就是南方神话系统的产物。《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袁珂先生认为，这段记述非常重要，实乃“羿神话之大要”，文中一曰“下国”，再曰“下地”，表明了“羿初本天神”的身份，到《淮南子·本经训》中详述了羿除诸害上射九日的传说，可以说“羿之主要功业亦毕于此，然所记之羿已非天神而为尧臣，盖已由天神变为神性英雄”。值得提到的是，唐代西华法师成玄英注疏《庄子·秋水篇》曾引用古本“《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今本《山海经》中没有这段文字，应是成玄英见过的古本，说明羿射日除害本是远古神话，早在《淮南子》之前已广为流传。这在《楚辞·天问》中也可得到有力的印证：“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可知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屈赋中已记述了羿射日的传说。萧兵先生认为《天问》与当时的壁画题铭有着密切关系，以“谜”和“题”的方式记录了那些古老的问题。《楚辞·天问》中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记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这里说的帝，应该就是《山海经·海内经》中赐羿彤弓素矰的帝俊。而对夷羿却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羿乃东夷民族的主神故称夷羿，或将羿与传说中的夏代有穷后羿混为一谈。实际上，羿是神话中的英雄之神，后羿是《左传》等记述的历史上的诸侯，并非一人。关于“夷”，商周时代已形成“四夷”观念，如《尚书·大禹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毕命》：“四夷左衽”，是中原华夏族对四方氏族或部族的统称，并不一定专指东夷。

蒙文通先生认为，《海内经》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可能是巴国的作品，《五藏山经》、《海外经》等九篇很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作品。我认为蒙文通先生的观点是相当精辟的。三星堆考古发现提示了古蜀国昌盛的太阳神话和太阳崇拜观念，展现了与帝俊神话体系密切的关系，便是很好的印证。茅盾先生也强调了帝俊在《山海经》所记述的南方神话体系中的重要性，而对羿的分析也十分精彩。属于帝俊神话体系的羿的传说，很可能起源于《山海经》，而后在长江流域和许多地区都有了广泛的流传。古蜀国与周边区域自然也包含在射日神话广泛流传的范围之内。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金杖上有羽箭穿过鸟颈的图案，会不会就是射日神话的一种反映呢？尽管这不过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但金杖图案已生动形象地透露了古蜀国制造使用羽箭的信息，思维活跃富于创造力的古蜀先民们因之而产生射日的想象和传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鲁迅先生在论述神话与传说时曾指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过，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茅盾先生也指出：“各民族的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山海经》中所包含的神话材料便显示了“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古蜀时代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便正是如此，亦是古代蜀人生活和精神观念的精彩反映，而且通过造型艺术给予了充分的展示，成为古蜀国盛大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曾有学者指出：“日与鸟合而为一，或把鸟作为太阳的象征，正是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相互整合的结果”。如果说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和通天神树，显示了古代蜀人崇拜观念中丰富多彩的内涵，那么射日的神话传说则透露出这种崇拜观念的发展和演变，在昌盛的太阳崇拜和通天神树崇拜之外还盛行着英雄崇拜。正如有的学者所述：“射日神话广泛流传于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中，表明它原是南方初民所始创。随着南方与北方的人们的交融，到战国时，射日神话流传到北方，羿除害神话流传到南方，人们才使羿有了射日之举”。“但神话极其夸张早熟，目的在于突出射日英雄即上古人民的大无畏精神”。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图案中那四支贯穿鱼鸟的利箭，便洋溢着强烈的大无畏精神，给人以英雄豪放之感。而这种英雄豪放的气概，更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显著风格，是古蜀国的能工巧匠们着意塑造表现的一种精神面貌。这些都显示了英雄崇拜观念的盛行，和射日神话所要表现的英雄精神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联系到金杖图案中那表情豪放欢快的人面像，会不会就是无往而不胜的射日英雄的写照呢？这和我们前面推测其为人面形太阳神的形象并不矛盾。

总而言之，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三得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太阳崇拜观念和太阳神话传说，以及通天神树崇拜和英雄崇拜观念等，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神仙崇拜、龙凤虎蚕等动物图腾泛灵崇拜、浓郁的原始巫术色彩等等，形成了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充分展示了古代蜀人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绚丽多彩。

alicejy

三星堆青铜像很夸张。